2000年左右,包场模式从深圳、东莞等地扩散开来。17年后的今天,广东市场的包场圈子变成一个无限塌缩的角斗场,包场商困于其中,像野兽一样“贴面互撕”。
CBO记者 吴思馨 广东报道
1995年,江西的一位化学老师辛小林决定到广州下海创业,成立了广州天妍日化有限公司,第一个接手的品牌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生态美。
千禧年之际,辛小林转型品牌商,仅5年之后,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,他不得不重拾代理角色,以当时广东正时兴的包场模式杀回B、C类小卖场中。公司从零开始逐渐做到数千万规模,代理丹姿、百雀羚等40多个品牌,填满日化区已足足有余。
但从近两年开始,辛小林发现生意有些不对劲了。
本来成本上涨和KA下沉就已经让利润下降、生存环境缩小,愈发激烈的同行竞争,更是压得他“喘不过气来”。2016年,广州天妍日化有限公司业绩同比去年下降达15%。
同样发现包场生意不对劲的,还有东莞万妆千彩贸易商行总经理朱李望。
朱李望和辛小林是同一时期的包场商人,于1998年创业,主要区域包括广州、东莞、惠州和深圳,辛小林代理的品牌他都有,手上共100多个大小日化品牌,品类也齐全,从护肤、洗护到婴童,应有尽有。
他面临的问题也与辛小林类似,用他的话来说,包场生意正在“负重前行”。
>>> “辛小林们”的三大关口
事实上,“辛小林们”的问题也是整个广东包场界共同面临的困难。
首先,人员工资和商超杂费在上涨。
辛小林和朱李望明白,人工成本上涨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,而商超费用提高则是渠道分流的必然结果,这是普适性问题。但话说回来,人工上涨,对于人力密集型的包场而言很是要命,毕竟他们每家公司都有数百号人嗷嗷待哺。
辛小林告诉记者说,10年间,公司人工费用占比达到15%以上,翻了一番。而按他的话来说,“一个场子,促销员越多销量越好,但人员多了工资上不去,工资上去了利润就变少,人效很难把握”。不仅如此,人效数据在同行竞争之间也非常敏感,会直接影响到卖场对包场商的选择。
而商超杂费的设置,则与商超管理直接挂钩,相比国际或本地KA连锁来说,B、C类商超的费用变动更加频繁。据朱李望透露,他手下大部分网点每年新增加的条款都有两到三条,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几个点。对于辛小林来说,节日赞助费、扣点、导购管理费等杂费的增长也造成不小负担。
其次,国际KA下沉。
如果说成本上涨仅仅是偷走了包场商们的一小块利润,那么国际和地方KA的“下沉运动”则直接造成包场商市场份额的结构性下降。这就好比当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结构性失业,大势之至,无可撼动。
如果要细算,国际KA对三四线城市的下沉从7、8年前已经开始。
在家乐福2009年新增的22家门店中,四川、江苏、浙江等地的二三线城市成为拓展热点;2010年,江苏县级市太仓已经有了沃尔玛的身影;2013年第四季度,沃尔玛就已经先后在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云南、山西等多个省的三四线城市开设了14家新门店。
列出下沉计划的卖场中,除了沃尔玛、家乐福、大润发、乐购等国际KA之外,本土连锁也是重要角色。比如武汉中百超市、青岛利群超市等等,这些地方性超市连锁是其零售集团的一部分,和国际KA一样,由于统一的连锁管理模式,极少以包场模式运营。
“这让我们这些主做B、C类包场的代理商境地尴尬,市场份额越来越小。”朱李望显得有些无奈。
最后,同行竞争,或者说“同行相残”。
就全国市场来说,包场商之间的相互竞争在该模式发源地的广东省最为严重,毫不夸张的说,已经达到恶性的程度。
据透露,广州、东莞、深圳周边乡镇市场,B、C类卖场和包场代理商之间已经形成“买方市场”,卖场一方掌握交易价格主动权。
举个例子,河源连平的一家B类卖场,一般情况下,代理商和卖场的合同期限是2-3年,到了重新签合同的时候,卖场会召集多位代理商做一件事情——“竞价”。简单来说,谁出的进场费高几万块钱,谁就能拿下这块地盘,品牌品类不进入参考标准,因为每家都大同小异。
所以,对于包场代理商来说,高风险下的“眼力”就很重要了,一个判断不准,开价50万元进场费的商超月销售不到5万元,那这一年都白做了。
“一个进场费30万的商超,如果月销量能达到5万左右,那么一年做60万,两年120万,运作费用在6万左右,进场费今年又涨了3万,我们的净利润率仅有3-4个点,最后赚不赚钱还很难说。”辛小林说。
>>> 线上开店?调整品类?改变模式?转型也不易
这三大关口挡在“辛小林们”身前已不是一天两天,包场代理商们当然也在思考未来的出路。
比如线上开店。因为品牌对于包场商一向底价出货,所以如果要开网店,包场商先天有一定价格优势。
朱李望在5年前开始尝试线上运营。第一年,他本着试水心态,没有好好管理,一下“玩儿脱了”亏损20万。第二年,在朋友建议下,他找到专业的运营团队,从此线上销售一直呈上升趋势,2016年该板块业务增长超过40%。
辛小林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好。同样请来第三方运营团队,但他发现如果网店不做打折活动,销量就很难提升。还有一个问题,目前,天猫超市、京东超市的快速发展之下,他所代理的如百雀羚、韩束、霸王、蒂花之秀、隆力奇等品牌的价格优势,也正在逐渐丧失。
相比之下,朱李望的做法更加灵活和细致。目前,他正着手品牌结构和SKU类型的调整——引进进口品、一线品;增加重量型家清、洗护产品份额。
除了开网店之外,辛小林还想过转型成为一般品牌代理模式。但尴尬的是,他看好的,如百雀羚一类的名品,在大型商超连锁早就有成熟牢固的代理体系;而如果做“小而美”的品牌,如果不多个品牌一起进入、相互补充,亏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。
显然,动辄几十万的进场费已经把不少 “辛小林”完全套牢,转型之路艰难。